1983年9月，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了《南极条约》第12次协商会议。
中方代表是郭琨、司马骏和宋大巧等人。
郭琨是中国代表团领队之一，是南极考察办公室主任，也是我国最优秀的地质与极地研究专家。
作为一名科研人员，能参加这样一场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其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郭琨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希望能在这次会议上，和各国的学者们进行交流，了解到南极地区的最新研究情况。
然而事实让他的热情一下子被浇灭了。
中国代表团的桌面上仅有寥寥数页的会议流程简介，并未提及具体议题，而苏、美、英等国家的代表面前，则是大量的资料。
而且，在会议进行到表决的时候，会场里突然传来了一声尖利的锤击声。
郭琨抬眼望去，各国代表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中国代表团身上。
随后，大会宣布：“中国代表，请退场，到会议室外面喝咖啡，等投票结果。”
郭琨他们被“请”了出去。
这是一种耻辱，他们的眼睛都气红了。
但是，他们无法反驳，因为中国在那个时候没有投票权。
但在会议结束后，大家都离开了会场，却没有通知我们最后的投票结果，他们精心准备的报告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中国是唯一一个被邀请离开会场的国家。
郭琨坐在大堂上，心里无比的悲愤。
他当时就发誓：有朝一日，中国人一定要堂堂正正地在会议室里进行表决，不然以后再也不参加这样屈辱的会议了！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国际大会？中国为何会受到这样的对待？这都要追溯到《南极条约》。
《南极条约》提起南极那片洁白的陆地，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起宏伟的冰山，绚丽的极光，还有那憨态可掬的企鹅……
其实，南极也是一座“宝库”。
这里终年积雪，拥有全球总淡水资源的72%，而地球上90%的陨石都来自于此。
南极磷虾的产量高达一亿五千万吨。
煤炭储量约为5000亿吨，铁矿石储量可供全球开采200年，可开采500-1000亿桶原油，以及3000至500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此外，还有金，银，铂等超220种金属矿产。
而这个世界上最偏僻的地方，在19世纪被一群探险家发现。
随着南极大陆的开发，英国，挪威，澳大利亚，法国，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对这块“新大陆”产生了“据为己有”的想法。
1840年至1955年间，随着全球局势的持续变动，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两大强国在南极地区也在相互竞争。
中国那时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能力插手南极问题，只能在一旁看着他们相争。
50年代后期，南极大陆的资源和气候引起了各国的兴趣，导致南极地区的领土纠纷不断升级。
1959年，12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南极条约》，以限制各国的行动，并减轻日益加剧的冲突。
这份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南极是全人类共有的，各国应以和平方式进行开发，严禁在南极地区进行任何军事活动。
《南极条约》还规定，南极问题必须由全体协商国进行表决，并联合国全体成员都可以申请加入。
中国于1983年申请加入，成为了缔约国之一，并受邀参加堪培拉大会。
可是条约规定，只有协商国可以投票，我们只能发言，没有决策权，于是就有了被请出去喝咖啡的屈辱经历。
这种情况，以前也曾发生过。
1919年1月18日，凡尔赛宫举行巴黎和会，以美国，英国，法国为首的协约国，不顾中国的请求，把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让给日了本，而中国代表顾维钧则拒绝签署。
二战结束后，由美国、苏联和英国“三巨头”领导的雅尔塔会议，中国利益再次被吞噬。
美国政府在雅尔塔大会上，背着中国政府，答应苏联的不合理要求，使外蒙古永久脱离中国，东北也因此而丧失了出海口。
中国与美国、苏联之间的关系，也悄然改变。
被“请”出去喝咖啡新中国建立以后，尽管我们在科研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由于基础比较薄弱，很多科研工作还没有开始。
在南极科学研究领域，国内尚属空白。
其他国家都设立了长期考察点，而中国却连一个夏季考察点都没有，更不用说是冬天了。
在那个时候，中国甚至还没有南极的地图。
1983年，中国作为一个缔约国，在没有南极考察基地的情况下参加《南极条约》。
按照《南极条约》规定，各缔约国在南极问题上只有发言权，没有投票权和决定权。
也就是说，只是有一个名头，并不能在南极问题上作出决策。
中国代表团于1983年9月应邀出席《南极条约》。
但在会上，中国代表多次被“请”出会场，之后也没有人告知会议的具体内容和投票结果。
忍辱负重，一雪前耻生气不如争气。
三人代表团抵达中国后，郭琨不忘羞愧，立刻召集一群科学家，请求在南极建立一个科研基地，不久就通过了批准。
许多爱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参与到了这个科考站的建设之中。
我们中国人建立自己的科考站，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实力，更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尊严。
1984年11月20日，“向阳红10号”与“J121”号，在漫长的筹备过程中，装载了大批生活必需品和591人，由上海黄浦江港启航，前往南极。
这是中国首次到南极进行科学考察，邓小平非常骄傲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
南极站的建设首先要做的就是破冰，但国内的工业水平和国外相比还是太差了，根本造不出破冰船，而且我们开发南极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设备。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毫无胜算。
但是，那些充满激情的地质学家们，怀着不畏牺牲、不畏艰险的精神，在南极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战斗。
从9月开始，一直到12月，他们终于来到了南极，一路上足足走了三个多月，一路上的危险可想而知。
海上经常会刮起大风，被困在南极的国家队员还写了一句话：“万一发生什么不测，请把我埋在南极。”
这种一往无前的气势，让所有人都为之感动。
中国代表团于12月26日第一次抵达南极，在南设得兰群岛的民防港停泊。
队员们开始休息，四天后，考察队成员将五星红旗插在了南极，由郭琨率领的中国南极考察站长城站正式启动。
中国科考队缺乏设备，南极观测站的建造材料全靠他们自己动手一点点地搬上去。
郭琨在严酷的条件下，总是给自己和队友们打气：“今年夏天，我们要把中国科考站建好，让中国在国际大会上，重新获得决策权。”
1985年2月20日，中国首座南极科考站正式启用，原本计划三个月完工，但由于中国南极科考队成员的不懈工作，中国南极科考队在40天内就建好了，中国五星红旗飘扬在南极乔治王岛的西侧。
看到中国国旗在科考站上冉冉升起，郭琨感动得热泪盈眶，昔日的耻辱一扫而光，中国终于在南极有了自己的科考站！
中国长城站最终竣工，但仍有许多人提出了异议，不认为长城站是南极科学考察站，
就好像被邀请出去喝杯咖啡是一种激励一样，中国南极科学团队在受到各国的质疑后，并没有灰心，反而一头扎进了南极科学考察站的建造当中。
1989年，中国第二座南极科学考察基地中山站落成，地点位于南极圈，南极科学考察人员再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人的强大。
此后，中国对南极的科学研究不断增多，目前已有5个科学考察点。
从过去南极科学研究的“后进生”，到如今的世界上的佼佼者。
这对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伍来说是一种荣耀，对国家、对民族都是一种荣耀。
1985年10月，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了《南极条约》第十三次磋商国大会，中国代表团的郭琨也再次参加了这次会议。
《南极条约》谈判国家在会期第一天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加入《南极条约》协商国，自此，我们在南极问题上有了发言权和投票权。
中国代表团的与会人员，也纷纷举起酒杯，庆祝终于一雪前耻。
中国在南极大陆上的进步与贡献第一个长城考察站成立之后，我国相继建成了中山、昆仑、泰山、罗斯海新站。
每个考察站各有各的任务，各有各的目标，为南极开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如此快速的发展和崛起，都是因为我们的科学家们的无私奉献。
今天，我们的南极探险已有丰硕成果，为世人了解南极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在南极探险上的功绩无可置疑，南极会议上，中国人的声音，谁也不能置之不理。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种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在3000多年以前就一直鼓舞着中国人民。
即使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很弱小，被人欺负，但我们却能凭借自己的力量，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让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的人，大吃一惊。不断地努力，不断地进步。
总结：
民国外交官、翻译家被迫签署《二十一条》时，痛心疾首地说：“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
确实，1983年时中国贫穷落后，虽然那时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但中国在《南极条约》上的影响甚至连一些西方小国家都不如，受尽屈辱。
“那些杀不死我的，必然会使我更为强大”。
回顾中国在南极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太多的磨难。
中国人把耻辱变成了前进的动力，经过几代科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最终登上了南极大陆之巅，向世人证明了自己。
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也不是那个30年前被“请”出去喝咖啡的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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