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三先生出生于上世纪初，一生经历了满清王朝、军阀混战、日寇蹂躏、阎伪统治、社会主义建设等各个时期，受尽各种折磨，历经多次冲击，可谓坎坷一生。但他始终胸怀悬壶济世的志向，刻苦钻研技术，救死扶伤，服务百姓，始终心向光明，坚守正义，与我们党肝胆相照、赤诚相见。他不仅是蜚声三晋的一代名医，而且是我们党难得的一位诤友。
辗转追求 弃教从医
王鼎三（1903—1989），榆次区北田镇北田村人。原名步甲，字鼎三，以字行。三、四岁即识汉字千余，七岁上初小，十二岁上高小，十六岁入山西国民师范。初师毕业升高师时，入该校艺术科。学习孜孜不倦，刻苦用功，在课余时间，学会了晋胡、二胡、二弦等乐器。不仅学习成绩优良，而且尊师爱校、助人为乐，其品德为师生所赞许。民国20年（1931）毕业后，任榆次北田镇小学校长，不久转榆次晋华纺织厂工作。民国22年（1933），北田镇镇长、王鼎三之胞兄王步吉病逝后，他被村民、商号选为镇长，次日即接到县里的委任状。但鼎三先生志在学艺，为人民办实事，不愿为官，于是直奔县衙门，将委任状交与县长杨汝梅，严词拒绝镇长职务。
当年夏季，先生种的小麦成熟后，被村民戊斤偷了两捆。先生发觉后，不但未加责备，反让戊斤再拿两捆。戊斤羞愧难当，把小麦送回原地。数日后，先生将一斗小麦送至戊斤家中，在怜悯其贫困的同时，讲了一番为人之道。从此，戊斤转变为热爱劳动的青年。先生以德感人之睿智，一时传为佳话。
当年秋，先生转入太原斌记五金行任文书。“七.七”事变爆发后，先生出于爱国热忱，常常教育子侄：“国难当头，一切皆应服从抗战。”在党的抗战政策感召下，侄子王中元毅然离家上山，参加了革命工作，离休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
民国28年（1939），先生辞去文书职务归里，任榆次南田小学教员。次年，转入马村小学任教。其时，张庆小学教师常崇儒与先生志同道合，两人同时开始习医。先生除教书育人外，利用课余时间，苦读《医学三字经》、《笔花医镜》、《医学传心录》、《医学心悟》等书。他读医书，善于举一反三、融合贯通。常与常崇儒互勉互学、切磋医术。回到家时，还虚心向本村德和药店的坐堂医生梁剑秋学习，并与梁共同出诊，在实践中学习。为了进一步掌握国医要领，更好地为百姓服务，经梁剑秋介绍，先生参加了天津国医函授学院学习，于民国29年（1940）毕业。毕业后，慕名求医者盈门。先生深感既教书又行医“误人子弟”，遂辞去教师职务专事行医，在北田村道生药店当坐堂医生，立志走医学救国之路。
先生学识渊博、医术高明，妇、内两科，尤为其长，在群众中享有盛誉。
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开始追随共产党，八路军。民国35年（1946）4月，榆次（路东）县民主政府在三区伽西村开办两级完全小学时，先生应聘至该校任教。当年7月，榆次（路东）三区公所在驻地北田镇召开群众大会，推选先生为县参议会议员。次年春天，在崇元村召开的县参议会上，又当选为副参议长。
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后，阎锡山军队加强了对根据地的进攻，北田镇成为阎军扫荡的重灾区。1947年夏，先生回北田村收割小麦时，不幸被阎军抓捕至东阳镇，后经东阳村村长赵玉华（建国后曾任榆次市政协副主席）营救脱险。建国后，先生先后任榆次城镇卫生院副院长和晋中一院中医科主任，一直从事医务工作。
一心为民 医德高尚
王鼎三先生高尚的医德，人所共知。基于“但愿一人苦，换得万民乐”的思想境界，先生行医40年中，时时急病人所急，处处想病人所想，无论是对于高级干部还是山村老妇，均有求必应、一视同仁。
一次，先生参加榆次市人代会期间，有一农民找到会场请先生看病，工作人员怕先生受累，便对患者说：“王鼎三正在开会，顾不上看病。”先生得知后急忙说：“开会时顾不上看，可在散会后看嘛！我是医生，看病是我的天职。”说罢，将患者叫回，利用休会时间为其诊病、开方，使其高兴而去。
先生在城镇卫生院任副院长时，院方要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挂上“副院长室”木牌，却遭到先生的制止，他说：“挂上院长牌子犹如同人民群众隔了一堵墙，是会脱离群众的。我是医生，老老实实为群众看病是我的本职。”由于他行政事务忙，身体又瘦弱，因而领导准他半日上班、半日休息，但他从未休息，因为他所念念不忘的是挣扎在疾病之中的患者。他上班从不迟到早退，不论风雨寒暑，始终如一。遇有雨天不能骑车时，他总是坚持步行上班，从未延误。
“文革”中，先生曾受到冲击，但他并不灰心丧气，仍是按时上班、看病。他每天都要把诊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冬天还要生火），还要为三、四十名患者耐心诊断病情，如此忙碌地为患者服务，先生心里却感到高兴，因为他所追求的就是人民群众的健康与快乐。
1975年，先生调入晋中一院任中医科主任。从此，他除了看病外，又增加了带实习生、为卫校学生及进修医生讲课等工作。他以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为培养医务人员倾注了大量心血。
1984年，先生已届75岁高龄，虽办了退休手续，但老而弥坚，仍然坚持半日门诊、半日传授弟子，勤勤恳恳地战斗在救死扶伤与培养人才的第一线。先生还利用业余时间，将其一生行医所得整理成册，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医学文献资料。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是先生常说的一句话。他用行动，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先生晚年，不仅一往情深地为患者治病，院内外的各种社会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就在他病入膏肓的1988年元旦，医院举行联欢晚会时，先生仍让人将他搀扶至会场，以饱满的激情、娴熟的技艺，表演了口琴独奏，表现了先生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
1989年，先生病情恶化，身上插着瘘管，仅靠输液维持生命。在此病情十分危急之时，仍让家人搀扶起来，以异乎寻常的毅力，挣扎着为患者看病。
先生生前最爱读革命老前辈吴玉章的《自勉诗》：“人生在世，事业为重。一息尚存，绝不松劲。”吴老的诗不仅是先生的座右铭，也是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
潜心钻研 成果卓著
王鼎三先生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人格品德上的精神财富，更重要的是为祖国医学事业留下了宝贵丰硕的医学成果，值得我们继承、挖掘、研究和发扬光大。
先生学识渊博，临床经验丰富，事业心强，治学严谨，善于接受新事物，并能结合实际不断创新，所以他的医疗技术不断提高，晚年达到较高的水平，在晋中乃至全省享有很高的声誉。
他平生治学，以《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辩》、《医宗金鉴》、《妇人大全良方》、《傅氏女科》等古典医书为基础，参照金、元、明、清历代医学论述和解放后的有关文献，吸收现代生理学、病理学知识，结合自己的临床医疗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整理典型病案数百例，撰写学术论文六篇。他孜孜不倦地精析细研，成绩斐然。他的学术思想和医疗技术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中西医结合提高疗效。先生自幼勤奋好学，善于接受新事物，建国后他积极贯彻执行党提倡的中西医结合的方针，虚心向西医学习，临床主动搞中西医结合会诊，与西医合作共同治疗了无数疑难症、危重病。他擅长妇科，在妇科领域与著名妇科西医靳国富会诊最多，中西结合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西医们请他讲课，他毫无保留地将中医药知识，连同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他们。
二、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先生在医疗实践中历来坚持以临床研究为基础，疗效为标准，理论联系实际，刻苦探索不断总结医疗规律。如在研究盆腔炎的病理机制时，多次观察探讨，根据所见病位、病状及病理变化等，结合患者临床发病主症，应用金匮当归芍药汤加金铃子散，理气活血，利湿止痛，通过多次临床实践检验，取得了满意的治疗效果。
三、强调辩证与辨病相结合。先生常说：“中医的特点就是辩证施治。中医治疗任何疾病，如不根据寒热虚实等症象，按照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等中医理论进行辩证准确施治，是不会收到功效的。”
有人说：“中医只会治疗慢性病，不能治疗急性病。”先生否认这种说法，他认为：只要正确地掌握中医辩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法则，同样可以治疗急性病。他曾成功地治疗过一例急性肠梗阻，就是一个明证。患者张xx，男，34岁。前一天在田间劳动，突然剧烈腹痛，恶心呕吐，发烧发冷。急去医院检查为：粘连性肠梗阻，决定手术治疗。由于患者畏惧手术，经采取胃肠减压等保守治疗无效后，请王鼎三会诊。先生见患者体质尚健，因疾病折磨已极度虚弱，面色苍白腹痛剧烈，汗水不住地淌下来，同时患者口渴唇干，小便赤黄，大便已秘结，据说两日未解大便，这说明无排气。呕吐物中有面条、小米饭等未消化的食物。舌红苔黄脉象沉紧，右关脉大而有力，脘腹胀满，小腹硬痛急，鼓之有声，手不可近，肠鸣音减弱，病情危重。
先生根据上述病情及西医诊断，认为：患者素有淤血内蓄，肠道不利，又兼寒温失调、饮食不节，渐使气血闭塞，肠道不通、传导失灵、升降失司。结合中医“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的理论，以活血化淤通里攻下为法治疗，给予桃仁承气汤加厚朴、六路通、冬葵子急煎服。药后不到一小时，患者矢气频频，继而燥粪累累而下。服二渣后又连续大便两次，腹部痛胀大轻。将前处方稍有加减又服一剂，便下稀粪杂有少许杂面条、碎枣皮，残渣粪便逐渐排出来，腹痛基本消失，精神亦有好转。最后给服香砂六君子汤加减两剂而痊愈。这样就免去了手术之苦。半个月后去访患者，见他精神和食欲均好，未发现其它异常，已经恢复健康。这是中医治疗急症的一个实例。
四、融贯古今，不泥不偏。先生认为：学习古典医学要重点记忆，全面理解，融会贯通，灵活运用，通过临床加以验证；要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现代医学相结合，补充完善，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才能使我国古老的中医学继续焕发生机。先生通过兢兢业业的学习和实践，不仅提高了自己的医疗水平，也丰富和发展了祖国的医学事业，留下了宝贵的心得和经验，1956年南京中医教学研究班曾经邀请他去编写教材。
晚年他虽然体弱多病，但从未放弃过学习和写读书笔记，每天下午总要坚持二、三个小时的业务学习。他撰写的《医话随笔》、《临床常用药概括》等六篇文章，曾参考了古今中外相关医学文献若干篇，阅读了大量的书报杂志。这些著述不仅是他几十的心血和结晶，也是向人民卫生事业献上的一份宝贵遗产。
在他的笔记本上写着这样的警句：“为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得有一桶水才行，所以我对学习，不能放过每一个提高的机会。”“自学之路虽难而不可畏，学用结合虽苦而有乐。”“汗水不需要货币购买，收获却只有汗水才能换来。”纵观这些警句心声，我们应该体会到这位医学长者积极进取的思想和治学严谨的作风是多么难能可贵！
五、处方严谨，用药精当。先生在医疗技术上，擅长临症辨证施治，在处方用药上，有高人一筹的独到之处。他常说：“审病求因，审因以论治；主攻方向明确了，处方用药至关重要。”他强调：“用药如用兵，处方要严谨，用药要精当，君臣佐使安排合理，药到病除，效果桴鼓。”他最善用经方，又广泛应用成方、时方，但又不墨守成规，死搬硬套。在他的脑子里，数千首方剂歌诀背得烂熟，任他应用。脑子就象一部临床用药的“活字典”，只要诊断一旦明确，针对主症，辩证的主方与兼方歌诀便脱口而出，加减化裁一锤定音。其特点是：药味少，结构严谨；剂量小，疗效高。一般处方多则十二、三味药，少则七八味，或只有三四味。他常教导弟子和学生，用药在精不在多，方向要明，用药要精，长驱直入，直捣病巢！他最忌讳没法度的“大杂割汤”。他常讲：“芦根、茅根虽不值钱，对症下药能治大病，羚羊角、犀角价特高， 如不对症下药可能治坏病。”他积累了四十多年的临床经验，不论在内科、妇科还是儿科、外科方面均有造诣，其中最擅长的是妇科。他继承了我国古代经方的实用，又吸收了现代京派名医的处方规范，可谓博彩众长，通过千锤百炼收到了诊断准确、用药精当、药到病除的奇效。
六、医道精深，蜚声三晋。先生早年刻苦自学，可谓十年寒窗矢志不渝，终于打下深厚的学术底子。后又参加天津国医学院三年函授，并在京派名医施今墨名下求教，奠定了坚实的医学知识基础。再加上从医多年在实践中不断进取，经验相当丰富，所以他无论在医学理论上还是医疗技术上，都有很高的造诣，终于使他成为蜚声三晋的一代名医。多年来，他先后在《中医杂志》、《中级医刊》、《山西中医》、《晋中卫生》等国家、省、地级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30余篇，受到医学界重视。
从建国初期直到他的晚年，求治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尤其是他的中医妇科，深得晋中人民赞誉。榆次市中医班、晋中卫校中医班、省中医学校函授班等均聘请他执教。他讲课滔滔不绝，出口成章，融化古今病例，深入浅出，引证实例生动而感人，听讲者无不全神贯注，交口称赞。
他曾先后担任榆次市联合医院城镇卫生院副院长、晋中地区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经省高评委评为副主任中医师，并获得从医三十年荣誉证。他不象一般名中医，只有经验，缺乏理论，更无从执教。而他是德才兼备、学验俱丰，集医、教、研诸多方面于一身的全面手，是独具一格、才识渊博的中医名家。
先生不仅善于学习借鉴前人的医学知识，而且善于把自己的临床经验和心得提升为理论，他把大量宝贵经验著述成文，留给后人。他的遗作有：《中医学习指南》、《疾病治疗心得》、《妇科病治疗经验》、《临床用药经验》、《辩证施治经验简介》、《医话随笔──临床经验选萃》等六篇，这些著述已经整理成册。
这些著作，内容丰富而实用，笔触细腻而深刻，文字隽秀而层次分明，确实是宝贵的医学财富。
精心培养医卫人才
王鼎三先生为祖国培养医卫人才古道热肠，不遗余力。他常说：“教不严，师之惰。”在先生门下受业的门生，一致感到先生既严又爱。先生传授弟子有独到之处，具体方法分两个步骤进行：
第一阶段是让弟子认真学习和巩固中医理论知识。他告诫弟子，学习中医，首先要全面、准确地领会《内经选读》、《伤寒论选读》、《金匮要略选读》、《温病条辩》四部经典著作之精神。因此，他带弟子常从讲解经典著作开始。先生授课重点突出，解释详尽，举例准确，理论联系实际。在弟子掌握经典著作要领、具备中医基础知识后，接着便讲解《本草备要》、《汤头歌诀》以及《王鼎三新方剂歌诀》（正、续集）。他不仅要求弟子对所讲课程彻底理解，还要求对所学课程能够背熟、讲清，对上千条经典著作条文和数百首方剂歌诀，更要背得滚瓜烂熟，能背能用。他一再告诫弟子,对于中医理论知识，该理解的要深刻理解，该熟记的一定要记牢。只有如此，才能将学到的理论知识准确地运用于实践之中。先生不论学医、行医，还是传授弟子，一贯遵循学用一致、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
第二阶段是临床学习。临床学习是学用结合的重要阶段，因此先生根据多年之经验，为弟子制定了行之有效的“五步法”。五步法是边诊断病情、边记录病案、边讲解病情、边开处方，并根据不同病症对照书本知识，即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凡在先生门下受业的弟子，都感到“五步法”是学习的法宝。其好处有五：一是学得快；二是学得活；三是理解得深刻；四是掌握得牢固；五是理论与实际结合得紧密。
先生常常教导弟子：“做一名合格医生，必须懂得多方面的知识”。因此，先生常常列出许多与国医有联系的书籍，让弟子苦读并做出读书笔记，力求达到“勤求古训、博采众长。”
先生对理论联系实际身体力行、贯彻始终。传授“切诊”时，他手把手地教；开处方时，他要将处方中君、臣、佐、使的作用与配伍关系讲解得清清楚楚；弟子撰写论文时，他帮助选题、拟提纲、供资料；论文写出后，亲自执笔修改，力求精雕细刻、精益求精。先生一生除自己撰写了不少颇有价值的文稿外，弟子们发表的许多论文中，也凝聚着先生的大量心血！
先生从青年时代就下定了医学救国的决心，他为实现自己的宏愿奋斗了一生，他对医学的突出贡献有口皆碑。据初步统计，先生的入室弟子近30人；带徒、带实习生、指导进修医生达70余人；西医学习中医听先生讲课者达60余人；晋中卫校听先生讲课者达600余人。至于经先生之妙手而回春的病人，则难以计数。先生“但愿一人苦，换得万民乐”的誓言已实现，先生的业绩已载入史册，先生的国医风度与名医气派，实属医界楷模、杏林典范。
荣辱与共 党的诤友
王鼎三先生不仅是三晋名医，而且是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长期与我党合作共事、荣辱与共的无党派爱国人士。他早在1946年即参加革命，曾任榆次（路东）县政府所属的伽西完小教师，县参议会参议员、副参议长。解放后历任榆次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驻会委员，榆次市人民代表大会一至七届代表，第七届人大常委，并兼任七届人大文卫中心组组长。从1954年到1965年曾连续当选为榆次市人民委员会委员，被推举为榆次市政协一至九届常委。曾长期担任榆次城镇卫生院副院长，晋中地区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先生在世时积极参政议政，为根据地建设，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先生的家乡榆次北田镇一带为敌我交叉区，是共产党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区。先生在北田镇道生药店坐堂看病时，遇有共产党干部群众求医，总是热情诊治，经常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先生于1946年投奔到榆次县路东解放区，先在伽西抗日完小任教，后被选为参议员、副参议长。期间，除完成教学任务外，还利用业余时间为群众看病。他身体虽很瘦弱，但仍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抢收小麦等劳动，并以参政员、副参议长的身份向根据地政府提出了很多合理化建议案，如建议在根据地多植树造林、在上黄彩村应建立革命烈士纪念碑、增加交通员、加强站岗放哨等，均受到了根据地政府的重视和采纳。
解放后，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先生家庭被划为中农，但他仍主动将家中多余的土地、房屋献给了农会。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政府号召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先生一次即捐献20万元（旧币），在当时城镇卫生院是捐献数额较大的一位。上世纪五十年代购买国家经济建设公债，他在单位也是名列前茅。当时城镇卫生院组织各项活动，如帮助农民深翻土地、收秋、收麦、巡回医疗、防治传染病等，他不顾体弱多病，总是走在前头，在农村和社员一起劳动，吃派饭，睡土坑，头上扎着毛巾，手上磨出老茧。西医学习中医时，先生在城镇卫生院组织了一个中医研究小组，每天给本院西医讲中医课，最终使该院70％的医生都达到了通晓中医理论、会开中医处方、会用针炙治疗常见疾病的水平。1959年党中央号召收集锦方、偏方、验方，经过研究整理为群众诊病。先生积极响应，四处奔走，收集了锦方、偏方、验方800多个，经他整理后，编印成小册子，供医生们临床使用，发挥了很好作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先生都表现很好。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伟大号召，先生积极响应，他和当时的卫协会、城镇卫生院的医生们一起上街敲锣打鼓向群众宣传。在各代会任驻会委员期间，先生对代表们来信反映的意见都要亲自过目，并负责转送政府研究办理，从不误事，受到了各界代表的好评。1957年反右斗争中，先生对党赤胆忠心，主动向党委交心530多条，更加得到党的信任。被选为人大代表、推举为政协委员后，先生不负人民重托，历年来曾向政府提出了40多条有份量的提案议案，其中大部分被政府采纳。如：“应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治理社会治安，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纠正干部中的不正之风”、“防止三病污染，应尽快建立市级中医院等。”有一次在政协组织的振兴中医座谈会上，先生对中医后继乏人另有看法，他说：“现在不是后继乏人，而是后继乏术。”尖锐地批评了学中医不求质量的做法。特别是1989年先生因患绝症，手术后靠输液和插管进食来维持生命，在这种情况下，仍关心群众大事、地方大事，在病塌上写出了“应限制养犬，尽快消灭狂犬病”和“应加强食品卫生管理，防止传染病流行”两件重要提案，对当时消灭榆次市正在发生的狂犬疫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对于先生的这种精神，榆次市政协领导十分敬佩，会后专程去医院看望了先生。先生紧握领导双手，好久说不出话来。
先生为三晋一代名医，但绝无名医架子，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社会，献给了群众。上世纪六十年代上级号召兴办家庭病床，先生举双手赞成这一新生事物，主动报名当家庭病床医生。虽已年过花甲，仍骑上自行车，冒着严寒酷暑，出入患者家中，查房看病，从不误事。先生说：“办家庭病床，群众少花钱又办事，何乐而不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先生更加焕发了青春，虽已年过古稀，仍忘我工作。政协组织名老医生上山巡回医疗，因先生年老体弱，领导照顾他不要去了，但他非去不行，在老区黄彩乡热心为群众看病，深受群众欢迎。1983年，榆次政协和科协联合办起了以离退休名老医生为主体的医药科技咨询服务部，先生被聘为名誉主任。他除每天上班咨询看病外，还亲自撰写宣传材料。1987年“甲肝”在上海等地流行，先生主动献出了他防治“甲肝”的秘方，对防治“甲肝”流行起了很好作用。先生自已一生十分俭朴，对公家的一滴水、一度电、一张处方都十分珍惜。1979年给部分职工调工资时，群众一致同意给先生晋升一级，但他坚辞不受，硬是让给了其他同志。1989年病危期间，医院要给他输血浆，他说：“不要浪费了，还是让给其他患者吧！”虽经再三劝说，他就是坚持不用。
王鼎三先生的一生，是追求光明的一生，是刻苦钻研的一生，更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崇高品格和精神风范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永远值得我们铭记，永远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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