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是中国传统伦理社会的一个缩影。鲜明地体现出中国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以此形成家庭化、家族化伦理道德。正像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描述↓样:小农小工小商、零零散散各为生业，生产家庭化，举一家子石印馆、一家子铁匠铺，无论种田，做工或做买卖全靠一家大小共同努力， 俗所云“父子兵”，天然成为相依为命的样子。
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要求与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接轨，必然对传统生产和由此形成的伦理规范形成挑战。农村的发展和改革远比城市复杂，某些地方农村的管理乱象与政策大力倡导的现代化格格不人，新农村建设愿景与现实存在反差，拖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阻碍城市化进程。从一些地方的情况看，呈现的状况和态势尚未达到预期。加之城镇化进程中大量精英逃离农村，“农村空心化”状态又引发了农业生产、农村基本建设和农村管理等整体空心化的连锁反应，导致农村社会涅擊更加艰难。倘若农村这条腿不补齐，不单会拖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还会阻碍城市化的进程。当前，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值得引起重视:比如，乡村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需要不断提高，农村经济基础薄弱，黄赌毒风气日盛社会问题突出等。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一是乡村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需要不断提高。近年来，随着农村改革不断推进，传统的政策措施越来越难以应对农村群众日益增多、复杂多元的利益诉求，导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摩擦和冲突频发，对乡村干部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提出很大挑战。
当前，乡村治理矛盾主要表现在:行政管理手段简单，微腐败多发。上级部署的工作，都让基层签个责任状，导致出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现在许多地方把“一票否决”当做框，什么都往里面装，基层极易出现疲于应付、弄虚作假现象，不按规矩办事的“一票否决”让基层骨干苦不堪言。随着扶贫惠农政策陆续出台，农村可供调配的资金、资源等逐渐增多，极易成为“苍蝇"们贪腐的温床。同时，部分村霸盘踞乡村多年，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打黑除恶尚需时日。家族势力、宗派势力在农村治理中影响突出。一些村子存在基层党建“家族化”的苗头和隐忧。老支书要调动家族力量为村子做贡献，在客观上为家人人党提供了群众基础，久而久之，党支部特别是-些重要岗位 上，难免会出现家 人的身影。在集体经济管理等方面，领导职务往往由老支书亲自兼任或直系亲属来担当。一些村子的村民反映，子女接班的趋势很明显。有的农村黑恶霸痞势力借助家族、宗派势力，操纵、控制农村“两委”换届选举，把持基层政权，侵吞集体财产，强占集体资源，为个人、家族牟取非法利益。村级群众代表和村务监督委员会大都无能为力，民主选举在有些地方仍然是形同虚设。熟人政治、家族势力自治的现象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乡村干部改革发展的专业化知识不够。有媒体报道称，一些乡村在股权划定时缺少对必要集体股的认识，“吃光分净”“一股了之”等思想不断蔓延。一位村干部介绍，当地大多数村经济基础薄弱，基本靠上级转移支付和发包村里机动地过日子，但每年村里开支不少，除了村干部工资，还有村里环境整治，村委会办公和日常维护经费存在无法保障的隐忧。此外，股权改革后对管理要求提升了，但干部知识更新没有跟上，亟须一批懂现代化金融知识的年轻基层干部。此外，一些原有的传统乡村经济发展模式出现瓶颈，发展模式阻碍经济转型升级。一篇在网络上热传的文章《中国最富村负债389亿，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到底经历了什么?》引发人们对华西村、南街村等集体经济标杆的高度关注。明星村面临欠债数目较大、发展壮大高度依赖能人、面临市场冲击等诸多问题，亟须转型升级。昔日明星村庄的褪色反映了明星村庄所面临的困境:传统发展模式很难接续、走到尽头，亟须注人新的发展动能。过分依赖能人强人，缺乏制度化发展模式。有学者认为，南街村等明星村倡导的价值观念与现在的市场经济相比较为落后，理念也跟当前的社会环境相矛盾。在村内搞平均主义、大锅饭，不让村民参与市场竞争，计划经济的体制不能应付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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